1965年初冬的北京，风已经很冷了。中南海里，一位从万里之外赶来的客人，再次见到了熟悉的身影。1月9日，埃德加·斯诺第二次来到中国，走进毛主席的住处，时间仿佛一下子又拉回到延安窑洞里烤火聊天的那些夜晚。人没变，友情也没变，变的浙江省配资公司，是两鬓渐白的年纪和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
这一次，两人聊得很深。说到世界格局，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说到中美关系的前景。斯诺带着记者的敏锐，突然问出一句：“在您看来，中美之间的关系，还有没有改善的可能？”这个问题不算新鲜，却让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
毛主席沉吟片刻，缓缓回答：“有可能，是时间问题。只是我的时间不多了，这辈子怕是看不到了。你还年轻，你有希望。”斯诺抬眼打量他，觉得眼前这位老人精神依旧，忍不住说：“您身体看起来很好嘛。”毛主席却轻轻叹了一口气，话锋一转，提到了“死亡”两个字。
他提起自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炮火、轰炸、重围，一次次都像刀尖上跳舞。有意思的是，他讲得并不夸张，只是淡淡一句：“就是死不了，有什么办法。”然而，下一句话，却让在座的人都安静了下来——“炸弹没有打到我身上，却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了，血溅到我身上。”说这话时，他没有点名，可是心里那个人，早已刻得极深。
斯诺问：“那是延安时期的事吗？”毛主席稍稍摇头，提到了另一个时间和地点——“长征路上，大渡河以后。”这才缓缓说出一个名字：。
一、从吉安走出的少年
胡长保，出生在江西吉安一个贫苦农家。家境拮据，日子紧巴巴地过，稍大一点，他就跟着兄姐上山打猪草、挖野菜。再大一点，又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那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末，农村生活艰难，孩子的童年基本是干不完的农活和吃不饱的饭。
1930年，红军队伍路过吉安。村里早就有人悄悄议论：这些穿灰军装的人，不抢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还帮忙干活。对当时的农民来说，这种队伍实在特别。胡长保一听，更是心里起了火，心想：要是能跟着他们走，该多好。
红军刚到的那几天，他总是远远地看，趁着干活的空档往驻地那边张望。天一黑，村里人围着红军战士听他们讲革命道理，他也挤在人群后面，不声不响，一句不落。对很多人来说，那些道理还很新；对这个少年来说，却像给了他一个出口：原来穷人也能翻身。
想归队的念头一天天往上涌，可一想到父母，他又有些犹豫。拖到红军就要离开的那天晚上，他再也按捺不住，饭桌边鼓起勇气开了口。他母亲听完，第一句话不是责怪，而是担心：“参军很苦，你吃得消吗？”这一问，其实已经是松口。胡长保脱口而出：“妈，我不怕，我想去。”
这位不识字的农妇，对红军的印象却很清楚：不打骂老百姓，还帮忙挑水砍柴。她看着儿子眼里的那股劲头，心里明白，这个孩子怕是拦不住了。胡父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说：“想去，就去吧。”话不多，却等于把路给他让开。
第二天一早，胡长保简单收拾，肩上挎着个小包袱。母亲站在门口，一遍遍嘱咐：“要上战场的，保重自己，能写信就写信。”他嘴上答应得很快：“等革命胜利了，我就回来。”这句承诺，既是对父母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谁都没想到，这一别，成了永诀。
那一年，他18岁。年轻，瘦高，眼睛里透着一股倔劲。就在这个年纪，他走进了红军队伍，也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二、走进中央警卫班
胡长保参军之后，表现得格外用功。训练场上，他一遍遍拉枪栓、匍匐前进，别人休息时，他还在练。不少老战士都说，这小伙子吃苦不怕累，比谁都拼。风餐露宿，对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并不陌生；真正让他兴奋的，是自己成了红军的一员。
也正是这股狠劲，让他很快脱颖而出。由于作风扎实，纪律严明，他被选进了中央警卫班。那个时候，这个班刚刚组建，任务非常明确——负责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安全。能进这个班，既是荣誉，也是压力。
更特别的是，胡长保很快就担任了警卫班班长。对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而言，这是信任，也是考验。他从不敢懈怠，时时刻刻绷着一根弦：首长在，就是命令在，脑子里不能有半点马虎。
因为工作性质，他经常在毛主席身边。时间一长，两人渐渐熟悉。毛主席称呼他“小胡”“娃娃”，语气里带着长辈看晚辈的亲切。有时候，胡长保因执行其它任务几天没露面，毛主席又见到他，总爱半开玩笑说一句：“几天不见，你这娃娃又长高了。”
对这句玩笑话，他总是有点害羞，下意识地挠头笑两声：“您又笑话我。”看似一句轻松的话，其实包含的是一种信赖。对于警卫员来说，被首长记住模样、记住名字，是种很直观的肯定。
毛主席有时候会把警卫员叫来一起吃饭，边吃边聊，问问家里情况，问问读书识字学得怎样。有战友后来回忆，那些看似平常的饭局，不是什么“高谈阔论”，更多是关心与叮嘱。胡长保就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越做越稳，越做越认真。
到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保存革命火种，中央决定进行长征。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雪山草地，生死未卜，谁也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样子。中央机关纵队要一起出发，负责保卫的中央警卫班，自然要跟着走在最危险也最关键的位置。
当年冬天，队伍行军来到贵州境内，在吴江南岸一个叫猴场的小镇落脚。连续的行军让大家身心俱疲，好不容易有个短暂休整的时机，战士们总算能喘一口气。年关将近，简单的驻地里多了一点“快过年”的气息。
或许是想到家乡的年味，胡长保突然提议，要给毛主席做顿稍微“像样点”的年夜饭。他提出想法时很认真：“主席整天为大家操心，总该让他热热乎乎吃一顿。”当场应声支持，其他警卫员也纷纷附和，七嘴八舌地列出能弄到的食材：辣椒、青菜、炸豆腐……
有人突然想起：“还有‘醪糟’呢。”一提到这个，胡长保一下反应过来：“对，主席最喜欢那个。”在南方，醪糟也叫酒酿、米酒，甜中带着酒香，在那样严酷的行军生活里，这种小小的“奢侈”，格外难得。
时间紧，天色已晚，他们只好兵分几路，抓紧找食材，动手准备。胡长保和陈昌奉负责去接毛主席。两人到了主席办公的地方，见屋里灯光还亮着，文件摊了一桌子，不敢打扰，就在外面悄悄地等。
一直等到深夜，毛主席才从屋里走出来。一看门口站着两个警卫，衣服穿得不算厚，便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们？这么冷，冻不冻？”这句看似普通的问候，背后却是长征路上那种彼此照应的真实状态。
听他们提到“都准备好了，还有节目”，毛主席先是笑了笑，又马上提起另一件事——“现在有比过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抓紧时间，打过乌江去。”春节的气氛还没完全铺开，战争的紧迫已经压了上来。
话虽这么说，当他听到警卫员特意为自己准备了醪糟时，还是被触动了。简单的一碗甜汤，是战士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心意。他没有拒绝，便和大家一起吃了那顿简陋却难忘的“年夜饭”。吃完饭，他让大家去休息，自己又坐回案前，继续伏案工作。
对警卫员们来说，这些细节刻得很深。年夜饭的温情，和紧随其后的艰苦行军，交织成那段岁月特有的味道。胡长保就在这样的旅途中，一步步走向后来那场决定命运的瞬间。
三、大渡河畔的生死一刻
1935年，是长征路上极为关键的一年。那年5月，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抢占大渡河天险，为摆脱敌军追堵、争取战略主动赢得了时间。紧接着，部队继续北上，向四川天全、芦山方向前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6月上旬，毛主席率领中央军委纵队向水子地一带行进。山间小道狭窄，队伍拉得很长，行军节奏并不轻松。谁也没料到，在这样的道路上，还会遭遇来自天空的突然打击。
那天中午前后，天空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三架敌机从高空俯冲下来，直扑红军队伍上空。对地轰炸紧接着开始。炸弹接连落下，巨响伴着震动，山谷里烟尘翻滚。毛主席当即高声提醒：“大家注意隐蔽！”话音未落，一枚炸弹朝他所在位置呼啸而来。
这种时候，一秒钟都显得很长。关键的一步，往往决定生死。胡长保在这一刻，没有犹豫。他冲着毛主席喊了一声“主席，小心！”，随即猛地扑上去，用力一推，把主席推向一边。紧接着，炸弹在不远处爆炸。火光、气浪、碎片，在一瞬间交织在一起。
爆炸的气浪把周围的人掀翻在地，空气中满是烟尘和土石。等其他警卫员挣扎着爬起来，再冲进烟雾里时，眼前的情景让人心里一紧：胡长保仰躺在地，双手紧紧按住腹部，鲜血从指缝间渗出。毛主席蹲在他身旁，伸手摸着他的头，一边焦急喊着他的名字。
在呼喊声里，他慢慢睁开眼睛。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而是问：“主席您怎么样？有没受伤？”毛主席一时说不出话，只是连声回答：“没事，我没事。”这一问一答，说起来不过几秒钟，却足以看出一个警卫员心里的那根主线——首长安危永远在前。
卫生员钟福昌闻讯赶来，拿着急救药品匆匆跑到跟前。毛主席转身就喊：“快，给他上药。”然而胡长保自己却抬手摆了摆，声音已经有些虚弱：“主席，我不行了，别浪费药了，把药留给你们，继续走吧，不用管我了。”
这句话，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但每一次听到，都让人心里发沉。毛主席没有听他这番“安排”，只是不断鼓励：“你会好起来的，坚持一下。”他亲自帮着钟福昌一起给胡长保包扎，动作很小心，生怕弄疼他。
包扎之后，毛主席抱着他，说要把他抬到水子地，找医生进一步治疗。胡长保却清楚自己的伤势。腹部严重受伤，出血凶猛，凭经验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他吃力地说出心里那点放不下的事：“主席，血都在肚子里了，我怕是走不了了。最可惜的，就是不能再跟着您走了。如果可以，请您帮我捎句话给我父母，他们在江西吉安……”
这句话，说得断断续续。毛主席听完，沉默了几秒，手上的力道明显加重了一些，却没有多说什么。那一刻，所有承诺，都被压在心里。
胡长保转过头，看着围在旁边的战友。他一字一顿地嘱咐：“同志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主席。”警卫班的战士个个眼眶通红，有人憋着泪回答：“班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保护好主席。”这既是对战友的保证，也是对自己岗位的再一次确认。
伤势还在恶化，胡长保的气息越来越弱。最后，他似乎用尽全身力气，把头稍稍抬起，盯着众人，缓缓吐出五个字：“祝革命成功。”说完这句话，他的头重重垂下，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毛主席抱着他的遗体，连声呼喊他的名字，声音沙哑。身边的警卫员也失声痛哭。对于这支队伍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具体、极为沉重的牺牲：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班长，用身体挡住了本该落在毛主席身上的死亡。
等情绪稍稍平复，毛主席缓缓站起身，吩咐陈昌奉：“毛毯。”那条毛毯，是他从井冈山时期一直带在身边的旧物，多年陪伴，早已不单是御寒之物，而带着某种象征意义。他接过毛毯，缓慢而郑重地展开，盖在胡长保的遗体上。
他看着盖好的遗体，对战士们说：“这样一个好同志牺牲了，太可惜了。好好安葬，在坟前立块牌子，就写：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他们。”随后，他摘下头上的红军八角帽，面向胡长保的遗体，深深鞠了三躬。
战士们照着嘱咐，把胡长保安葬在他牺牲地附近的小路旁。毛主席还亲自培土，把坟堆一点点拍实。这一幕，在很多参加长征的老战士记忆里，都带着很强烈的画面感。也正因为如此，胡长保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位在战场上为保护毛主席牺牲的警卫员。
自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心情都沉郁了许多。表面上，他照常指挥作战、处理政务，但身边人的回忆里，经常提到他提起胡长保时神情中的那一丝沉重。一个年轻生命，就那样定格在1935年大渡河畔的山坡上。
四、一句托付，延续一生
长征之后，是新的战斗岁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仗接着一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诞生。那一刻，很多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都会在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有多少战友没能看到这一天。
在这些没有看到新中国的烈士里，就有胡长保。他牺牲时不过二十出头，却把全部生命压在了“保护主席、守住队伍”这几个字上。对于毛主席来说，当年在水子地附近山坡上听到的那句托付——“帮我转告父母”——一直压在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事情多如潮水涌来。国家百废待兴，内政外事千头万绪。可在这样的日程里，毛主席并没有忘记这件看似“私事”的遗愿。只是受条件限制，很多年都没有找到合适机会去细致追查。
1958年，毛主席到济南军区视察工作，久别重逢的一幕在这里出现。他见到了曾在身边担任警卫的陈昌奉。多年未见，两人见面时仍然是那种熟悉的军礼和亲切的问候。陈昌奉已经离开首长身边多年，换了岗位，但毛主席仍记得他的名字、履历和一些生活细节，这一点，让他感到格外激动。
在交谈中，毛主席主动提起了胡长保。他没有长篇铺陈，只是很直接地说，希望陈昌奉能帮忙，设法寻找胡长保在江西吉安的亲人。这个请求，说得不算隆重，却有分量。对陈昌奉来说，这不仅是执行任务，更是一份对已故班长的回报。
长征时，胡长保是警卫班长，他是警卫班战士。班长平日里对他照顾颇多，训练上严格，生活上关心。那场轰炸里班长牺牲，他是亲历者之一，心里一直难受。现在，毛主席提起这件事，让他帮忙寻找烈士家属，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定竭尽所能。
从那以后，陈昌奉有了一个长期挂在心上的“额外任务”。他通过部队系统多方打听，托人查阅资料，想方设法梳理当年红军在江西的征集记录。只是年代久远，加之战时登记本就不够完备，想在茫茫档案中找出一个具体家庭，难度非常大。
不久后，他调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职务变了，责任更重，但这件事反而有了新的推进空间。因为胡长保的老家就在江西吉安，陈昌奉索性利用在地方工作的便利，亲自跑到吉安一带调查。他查阅地方志、旧名册，挨个乡镇打听，每有一点线索，就亲自上门核实。
那时候的农村还保持着很多旧习惯，族谱、祠堂里多少能留下一点线索。可惜的是，战争年代兵荒马乱，不少资料毁于战火，很多人为了避祸改名换姓，家谱残缺不全。陈昌奉走村串户问“胡”姓人家，每次听到对方摇头，都只能再去找下一家。
不得不说，这种寻找极其耗费精力。工作本就繁忙，他仍坚持抽时间去查，足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可惜的是，一次次希望，一次次落空，胡长保父母、亲属的具体情况依旧是个空白。
转眼到了1980年代。岁月并不会因为某件未完成的事而放慢脚步。陈昌奉年岁渐长，身体每况愈下。1986年，他病重住院，躺在病床上，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仍没有放下那个几十年前接到的嘱托。
据家人后来回忆，他特意叮嘱：如果自己走了，家里人要把寻找胡长保亲属的事接着做下去。他说得不激烈，却反复提起，足见心里牵挂之重。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为完成毛主席的嘱托，更是为自己长征岁月里的一位班长，给一个交代。
这一幕，多少让人感到有些酸楚。自1935年那次轰炸算起，到1986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牺牲者已长眠山野，留下的战友却在病床上，还在惦记着当年的那句“帮我转告父母”。这种执拗，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却很真实。
五、荒山一墓与迟来的归宿
胡长保牺牲之后，遗体就地掩埋。那是在四川荥经一带，一条山路旁，一块简陋的墓地，一块写着“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的标牌。战争年代，队伍急行军，无法修建像样的烈士陵墓，只能简单安葬，留待将来再作安排。
然而，“将来”这两个字，往往要等很久。战争年代转为和平年代，地方建设、社会变迁，山林开垦、道路改造，很多当年的简易墓地在岁月冲刷下被杂草覆盖，甚至被大自然重新“收回”。当年插在墓前的木牌，早已风化、倾倒，痕迹越来越淡。
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地方政府开始逐步整理革命遗址、烈士墓。对荥经县来说，大渡河沿线、本地的红军遗迹不少，但具体到某一座无名烈士墓，要想说清楚是谁，必须有可靠佐证。没有确切线索，只能暂时搁置。
1990年，荥经县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目标很明确：寻找胡长保烈士的墓地。这个决定，既是对历史责任的一种回应，也是对那段红军长征记忆的一次系统梳理。工作小组的干部们带着地图和资料，开始在大渡河周边和深山地带四处打听。
那个年代，能够亲眼见过红军的群众已经所剩不多。时间隔得太久，很多当年的亲历者或已离世，或记忆模糊。工作人员只好用最笨、也最扎实的办法——挨家挨户走访。山里的老人，识字的不多，但对某些事情的零星记忆，有时却能成为关键线索。
反复询问中，他们打听到一个名字：杨其寿。老人年事已高，却还记得当年红军路过时的一些场景。通过耐心交谈，老人回忆起当年在某处山坡上，目睹过红军为一位牺牲的首长身边战士下葬的情形。地点、时间，与史料中记载的胡长保牺牲情况大致吻合。
于是，工作组陪同杨其寿老人，一起钻进距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深山老林。那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地方，小路早被树木遮掩，必须靠老人一步步辨认地形。走了很久，老人指着一块地说，大概就是这里。当工作人员拨开杂草、仔细查看时，隐约可见一处略高的土堆，外形与普通坟丘接近。
经过现场勘察和与历史资料的对照，大家一致认为，这座孤零零的坟，很可能就是胡长保的埋骨之所。那一刻，对现场的人来说，并没有激昂的仪式，更多是一种沉静的敬意：被寻找了几十年的烈士，终于有了较为确切的位置。
不久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将这座墓迁往荥经县烈士陵园。迁葬过程中，相关部门严格按程序操作，尽可能做到庄重、严谨。烈士遗骸从荒山被迎出，安放到统一管理的陵园里。这一迁移，对胡长保来说，意味着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烈士队伍”之中，被后人有序地祭奠和记住。
2005年，当地又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胡长保烈士纪念馆。展陈内容从他的家庭出身、参军历程、长征经历，到牺牲经过，都尽量依据可考史料还原原貌。简陋的旧物、当年的照片、复原场景，让参观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一个普通红军战士是怎样走向那一刻的。
有意思的是，从1990年寻墓，到2005年建馆，这前后又过了十五年。加上他1935年牺牲算起，这条时间线已经拉得很长。一个18岁参军、二十出头牺牲的青年，从牺牲到“名字被重新举起”，前后跨越了整整几代人。
此后，每年清明时节，总有人去纪念馆、烈士陵园祭扫。这其中有本地群众，有学生队伍，也有专门前来寻访长征遗迹的参观者。对他们而言，胡长保不再只是史书上一句“为保护首长壮烈牺牲的警卫员”，而是一个有姓名、有来处、有故事的人。
从1930年吉安农村里那个背着包袱离家的少年，到1935年大渡河畔用身体扑向炸弹的班长，再到1958年济南军区那句“帮忙找找他家人”的委托，再到1986年病床上仍然挂念此事的陈昌奉，直至1990年深山寻墓、2005年修馆——这条线，是一条绵长而不显眼的线，却串起了多代人对同一件事的执着。
有人牺牲，有人记得；有人托付，有人接续。陈昌奉在1986年弥留之际，还让家人不要放弃寻找烈士亲属，这一点，和毛主席当年不忘履行“替他转告父母”的承诺，实际上延续的是同一种朴素观念：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人，不该在记忆中无声无息地消失。
历史有时确实来得有些迟，很多愿望未必都能在当事人有生之年完全兑现。遗憾的是，毛主席没有看到胡长保墓地被找到的那一天，陈昌奉也没有等到纪念馆落成的消息。但从另一面看，正因为有他们早年的惦念和多年的奔走，那座原本隐在荒草里的小小坟丘，才有机会走进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让后人知道，在大渡河滚滚浪涛之外，还有这样一位替别人挡过炸弹的青年战士，默默地躺在山间，守了几十年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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