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纽约大都会球场上空的烟花消散，历时一个多月的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简称“世俱杯”）落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高调宣布赛事取得巨大成功，标志着俱乐部足球“黄金时代”的开启。虽然外界对新版世俱杯褒贬不一，但其改革向新的浪潮已势不可挡。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俱杯抽签仪式上（资料图）。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中国俱乐部缺席了首届新版世俱杯，中国球迷对世俱杯也没有如世界杯般的观赛热情。仍在低谷中跋涉的中国职业联赛，与国际足联推出的新赛事似乎相去甚远。
然而，国际足球改革的洪流浩浩汤汤，令人难以置身事外。对于中国足球而言，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问题正摆在面前：我们的俱乐部距离世俱杯的舞台究竟有多远？我们要如何追赶国际足球的步伐？未来我们是否该积极申办世俱杯等顶级赛事？
远，有多远？
中国足球并非从来无缘世俱杯舞台。2013年与2015年，广州恒大队（后更名为广州队）曾两度以亚冠冠军身份征战旧版世俱杯。然而十年时光流转，金元退潮、球队解散，昔日那份荣光只剩今日一声叹息。
在女足领域，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于2025年5月问鼎首届女足亚冠，有机会参加2028年首届国际足联女足世俱杯。
5月24日，武汉车谷江大队成员在2024-2025赛季亚足联女足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颁奖仪式上庆祝。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不过女足俱乐部赛事尚在起步阶段，与竞争早已白热化的男足不可同日而语。若期待在代表俱乐部最高竞技水平的男足世俱杯赛场上再次见到中国俱乐部的身影，恐怕需要漫长的等待。
依据竞赛规程，新版世俱杯每四年一届，共32支球队参赛。亚洲拥有4个名额，由四年周期内的亚冠冠军直接锁定。若同一球队多次夺冠，则空余名额由该周期亚冠积分最高的队伍递补。
这意味着，亚洲俱乐部通往世俱杯之路只有两条：夺取亚冠冠军，或保持稳定跻身亚冠前列。反观中国俱乐部，近五年亚冠最佳战绩仅一次进入八强，个中差距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世俱杯创纪录的赛事奖金，可能进一步拉大亚洲俱乐部间的实力落差，引发“马太效应”。
按奖金分配方案，四支亚洲参赛队中，闯入八强的利雅得新月将揽获逾34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3亿元）。即便小组赛三战皆墨的浦和红钻与蔚山HD，也各自进账95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845万元）。如此金额对于常年入不敷出、挣扎于生存线的中超俱乐部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
6月30日，利雅得新月队球员在世俱杯晋级八强后庆祝胜利。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当豪强率先享受改革红利，手握充裕资金持续补强，追赶者寻求突破的难度必然陡增。中国俱乐部将要面对的，是一道正在不断扩大的财务与竞技鸿沟。
由此可见，现在谈论中国球队跻身世俱杯的时日问题，显然有些不切实际。中国职业联赛当前能做的，就是沉下心来理顺体制机制，确定一条奋起追赶的路径。
变，怎么变？
虽然中国足球距离世俱杯尚且遥远，但这场自上而下、席卷全球的顶层改革，其浪潮已波及足球世界的每个角落。
为适应新版世俱杯的赛历，亚足联从2023年起将亚冠改制为跨年赛制（8月开赛，次年5月结束），力求亚洲球队以最佳状态出战。这一变革引发连锁反应：沙特联赛迅速跟进，其球队利雅得新月在本届世俱杯上成为亚洲最佳；日本J联赛明确2026年完成跨年制过渡；韩国K联赛亦将此纳入议程。
另一显著变化是外援政策松绑。亚足联自2024-2025赛季起，取消旗下赛事外援名额限制，秘书长温莎·约翰直言，目标就是提升亚洲球队的国际竞争力。沙特、日本联赛已大幅放开，东南亚多国注册外援名额也增至10人以上。
反观中超，至今仍在坚守自然年赛制（年初开赛，年末结束）与外援登场限制（最多5人）。其考量也不无道理：幅员辽阔带来的南北气候差异，冬季部分区域难以比赛，跨年制可能推高成本、影响观赛；放开外援或挤压本土球员空间，甚至引发俱乐部间恶性竞争。
然而，形势逼人，中国足球若继续裹足不前，恐陷闭门造车之困。跨年制利于与国际接轨，方便球员留洋；增加外援也能直接提升联赛竞技水平。
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简称中足联）已然成立的背景下，从业者至少需正视这些变化。中足联应充分发挥其专业委员会职能，对赛制、外援政策等关键议题进行深入研判与务实调整。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与监事在会后合影（1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希夷 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想解决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同处亚洲北方的日本，通过球场加盖顶棚、发放冬季补贴化解严寒制约；部分联赛采用“增加亚洲外援”的折中策略。这些举措都为中超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借鉴。
固守现状，理由可以有很多。但求变，只需一个动力——中国足球，绝不能与国际潮流渐行渐远。
办，何时办？
在因凡蒂诺的蓝图中，2021年本应由中国举办首届新版世俱杯。然而疫情来袭，赛事推迟至2025年，举办地也易主美国。
如今，当年为承办赛事新建或改造的十座高标准专业足球场已悉数落成。空置的球场亟待高水平赛事激活，低谷中的中国足球也在渴望顶级国际赛事的回归。
环顾全球，对于中国来说，真正兼具高商业价值与观赏性的国际足球赛事，不外乎男女足世界杯、世俱杯及男足亚洲杯。
审视未来赛历：男足世界杯2034年花落沙特，受制于大洲轮办原则，中国申办至少需等到2042年。2031年与2035年女足世界杯申办正酣，但均已无缘落户亚洲。而中国足协已基本放弃2031年男足亚洲杯的申办角逐。
未来十年内，中国有条件、有机会申办的顶级国际足球赛事，几乎仅剩2029年与2033年的两届世俱杯。
7月13日，切尔西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捧起世俱杯奖杯。新华社记者 李明 摄
作为东道主，竞技成绩自然是考量因素。当前中国男女足国家队表现低迷，申办顶级赛事确有顾虑。但是，俱乐部赛事成绩压力较小，也不失为一种更优选择。更何况，欧洲五大联赛在中国培育的庞大球迷基础，足以支撑赛事关注度与商业流量。
在球场基建已完成的当下，未来申办无需巨额硬件投入。而首届新版世俱杯交出近2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0.5亿元）收入的成绩单，清晰彰显了其盈利潜力。举办此类赛事对激活国内足球市场、塑造足球文化的积极效应，同样不言而喻。
去年11月，因凡蒂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曾明确表示：“中国是各项世界杯赛事潜在且重要的承办国，无论是未来的男足或女足世界杯、青年世界杯或俱乐部世界杯，都可以在中国举行。”国际足联的橄榄枝早已递出。
当然，是否申办变数犹存，需经各相关部门综合考量。但时间窗口正在迅速收窄——巴西、西班牙、卡塔尔、澳大利亚等国均已明确表达对承办2029年世俱杯的浓厚兴趣。
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已然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足球的振兴，离不开国际顶级赛事的催化。未来十年里股票配资合作，留给中国足球的选择并不太多，会是世俱杯吗？（记者余孝忠、肖世尧、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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