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八大军区的司令进行了调动，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任兰州军区司令。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平级的调动，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与他以往的任职经历有着天壤之别。过去在福建，他不仅担任省革委会主任，还兼任省委第一书记，同时担任军区司令兼党委第一书记，这意味着他是地方和军区真正的主宰者，权力实实在在掌握在手中。
然而调任兰州军区后，他的职务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承担任何地方工作，只专注于军区事务，身份是司令员兼党委第二书记。换句话说，他在地方没有职务，而在军区也仅是二把手。上任几个月后，中央下达了9号文件给福建，这份文件如同一块巨石压下，让韩先楚心中波澜难平。9号文件中提到有些领导长期捂盖子，虽然没有点名，但众所周知指的就是他。自1967年起，韩先楚在福建主持地方与军区工作，六年间他是第一负责人，管理军地事务。虽然离开福建已有四个月，文件中提到的问题显然是历史遗留问题，而非近期发生。面对文件内容，他心中不认同，因此先后四次向中央打电话、发电报表态：他相信中央会弄清事实；承认自己在福建工作中有疏漏和错误，福建存在的问题与他密不可分，应承担主要责任；承诺不隐瞒错误，不封锁中央指示；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请求中央主持召开福建问题会议，他愿亲自到场，当面说明和解决问题。韩先楚甚至将表态稿送给甘肃第一书记、革委会及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冼恒汉阅览，希望对方全面了解自己，不让福建问题影响到兰州军区的工作与团结。从他的举动来看，坦然直率，丝毫没有隐瞒。随后，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副政委宣读了9号文件及韩司令的表态稿，让常委们对事件有一个大概认识。会上两位常委直接指出：长期捂盖子的是你，要把问题讲清楚。客观而言，这事本不属于兰州军区管辖范围，毕竟问题发生在福建，而非甘肃。两位常委如此说，韩司令是否有义务回应？韩的态度很明确，他不希望因9号文件而影响兰州军区的工作氛围，他主动说明问题，坦诚相待，其实就是在证明文件内容并非事实。 面对两位常委的质疑，他坚持自己并未捂盖，而他们所言则与事实不符。当韩先楚在军区陷入被动时，幸亏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澄清：9号文件是针对韩先楚个人，而非兰州军区，兰州军区没有权力干涉福建或福州军区事务。两地是平级单位，问题发生在福建，与甘肃无关。接到中办电话后，韩先楚让秘书将电话记录送交第一书记和军区党委办公室，这一事件与兰州无关。冼恒汉在回忆中也表示，福建问题兰州无权过问，福建寄来的材料一律拒收。从秘书的角度看，这更像是中办指示的结果，而非单纯出于保护韩司令的意图。韩的秘书还提到，自9号文件下达后，军区政治部特意安排一名保卫干事为韩司令领路，但韩的警卫参谋和夫人均觉得不妥，韩夫人甚至多次致电福州了解情况，保卫部都知晓，连韩司令的行踪也几乎被全面掌握。文件发布后，兰州军区也收到福建寄来的大字报、小字报，甚至在兰州中央广场和兰州大学门口出现传单《韩先楚何许人也》，军区常委会随即讨论并通过《关于韩先楚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一时间铺天盖地都是针对韩先楚的舆论压力。可以想象，刚到兰州军区的韩先楚压力之大，几乎令人窒息。中办再次打电话给军区政委，强调兰州军区要求公开福州大字报，要求韩先楚作公开检查，要求军区党委表态。中央批示明确：兰州军区应专注于批林批孔运动，对福州军区问题不作答复。对于9号文件中对韩先楚的定性，上级同样不认可。这也解释了他为何能够继续任职，因为某些事实仍需调查澄清。整个过程中，他始终肩负重压。1976年至1983年间，他向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汇报、交流达40余次，最终证明9号文件是四人帮制造的阴谋，文件应撤销，不实之词被推翻。1982年7月，上级发布39号文件股票能配资吗，明确指出1974年中央发给福州军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9号文件错误，应予撤销。自此，韩司令感到身上的政治枷锁终于被解开，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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